我国传统村落的历史...中国农村研究网

作者：曲凯音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学术探索》2017年1月  发布时间：2017-11-28  浏览次数： 17999次

【摘　要】村落作为我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传统村落以其久远的建村历史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留存，极具中华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彰显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在传统村落的历史生成中，天然地理和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奠定了村落初元生成的基础；文化资源优势凝固了村落生成的根基；特定历史空间的屯田聚落以及由血缘关系连接而成的宗族聚落等形成了我国传统村落独特的形成方式。我国传统村落的生成与变迁史，既是丰富与多样的中华文化不断厚积与传承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彰显与昭示。

【关键词】传统村落；村落文化；历史生成；文化传承

我国具有悠久的农耕社会史，农耕社会史也是一部村落生活史。作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村落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1]（P25）传统村落是指村落中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传统村落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

一、作为历史与文明介质的传统村落

“传统”一词，具有时间纵向和空间横向的双重含义。纵向曰“传”，是指时间上的历时性、延续性，是指那些过去有的，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东西，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活的东西；与之相对，横向曰“统”，既指空间的拓展，也蕴含权威性的含义。按照《辞海》的解释，传统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学各个领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控制作用”。[2]（P242）作为历史上延传下来的制度规范、道德风俗、宗教艺术乃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传统一词着力强调了思想文化的厚重性以及延续性这两种特性。对村落冠以传统一词的界定也正是对村落文化与历史的厚重性与延续性的鲜明呈现。

中国传统村落是于2012年经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起、调查和认定的村落。从该项目启动至今已经评选3批、共有2555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在我国学术界，传统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国以前、目前仍留有较大历史沿革的村落。对传统村落的界定着重突出了村落历史文化的丰厚历史留存以及完好的延续与传承。传统村落凝聚了我国农耕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厚重文化史，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传统村落所蕴含的精神特质，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和集体呼唤。在一定意义上，传统村落既是炎黄子孙的灵魂栖息处，也是中华民族乡愁的最集中体现。

二、地理、自然资源优势奠定村落生成的基础

农耕社会时期，生产条件简单、劳动生产率低下，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属于自给自足、分散式的小农经济。在这样的村落生产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先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然而生存和繁衍的，基于此，自然对人类社会的馈于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落生成与发展的形式。

（一）建村选址：与地理环境的相依相存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德国的F.拉采尔认为，气候和空间位置等地理因素是人类外在体质以及内在心理、思想意识等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地理因素进而影响并决定国家的历史发展命运。纵观人类起源史上文明出现最早的地中海东南之滨的西亚北非地区的“肥沃的新月”等文明古国的历史，不难看出，人类文明曙光的孕育离不开河流与山川。我国古代先祖在建村选址时，对宇宙、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思考得更为缜密，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呈现。天然的地理资源在村落的生成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村落地理区位上的依山而居、临水而居等聚落形态。

据史料记载，云南红河州石屏县宝秀镇郑营村的郑氏始祖当年看到原“普胜村”（郑营村的原名）后山山势连绵，村内有巨塘浩淼，属于易守难攻之军事之地，遂在此定居繁衍。此处的“后山”即为迎龙山，“浩淼巨塘”为郑营村西北角的赤瑞湖。从村落的地理位置上看，郑营村依迎龙山而建，面赤瑞湖而生，很好地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生。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张谷英镇张谷英村，呈半月形分布在渭洞笔架山下。渭溪河从村前流过，形成“溪自阶下淌，门朝水中开”的格局。江西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的钓源村，由庄山、渭溪两个自然村组成，东为渭溪，西为庄山，均以东西走向的“∽”形长安岭为屏，两村分别落位于长安岭类似太极图的“少阴”位和“太阴”位。这一特有的村落模式，表达了钓源先人对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堪舆理论的理解，体现了追求自然与人为、天道与人道完美交融的境界。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依靠自然资源生存、发展的农耕时代，丰富的土地和水资源为村落的生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山水相依，是古代先民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最淳朴的生存价值观。“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思想也促成了村落建村选址的重要基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体之一的“天人合一”思想，最早由庄子阐述，在《庄子·达生》中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汉代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张岱年认为：“‘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3]（P13）天人合一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矛盾对立统一体，体现了万物矛盾中内与外、静与动、主动与被动以及思想与物质的对立统一要素，同时也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立村发展：与独特自然资源的共生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基础，它制约着包括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初民社会的人类生活，遵循着“人饥则求食，不食则死；寒则求衣，无衣则僵；避风雨则求庐舍，无庐舍则病。衣食住者实人生所必不可缺之生活资料也”。也正是因为此，“时无论古今，人类必自有其生产方法以生产生活资料而分配之”。[4]（P16）于是，初民社会的先民便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依赖自然资源立村发展。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榜乡党扭村的梯田，便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典型体现。梯田依山而开，随山势地形、山坡海拔而变化。梯田把江河、森林与村落有机地结合起来，呈现出人与自然高度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云南诺邓古村村落之形成与发展，与特有的盐业资源密不可分。据《新纂云南通志》考，诺邓因产盐而聚集人户，故诺邓村习称诺邓井。[5]（P48）诺邓盐井自汉朝开采以来至今历两千余年。诺邓也因盐业的发展成为当时滇西白族最早的经济重镇、被誉为“富甲一方”的古村。江西省婺源县虹关村，历史上素有“墨乡”之称。据清代《名墨谈丛》一书记载：婺源墨铺有百余家以上，仅虹关詹氏一姓就有80多家。虹关詹姓墨铺之多，墨之著名，声誉之广在当时国内制墨业实属罕见。虹关村也因徽墨生产而逐渐发达。

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在传统村落的历史生成中可以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也正是这种作为物质资源的社会资本，奠定与凝练了传统村落独特的文化气质。美国社会学家林南认为：“社会资本表现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而在组成社会资本的要素中，林南特别强调资源（可以定义为物质或符号物品）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6]（P28）法国的H.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指出：“在农民社会中，技术、人口、经济、社会和心理等不同因素配合得何等密切和巧妙!最小的技术变化等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平衡，带来整个系统的变动和重组：而变动一旦起始，就受到自身固有动力的驱使，直到建立一个全新的系统。”[7]（P24）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村落与独特的自然资源相共生，以自然资源为先在的社会资本，由此引发村落经济的发展，进而奠定村落的生成与发展优势。

三、文化资源优势凝固村落生成的根基

文化是人类精神和物质归属的家园，是各民族绵延中的独特基因留存。广义上的文化，即理论界所侧重的从对文化所涵盖的精神要素始，进而融合文化的物质要素。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侧重从文化的精神要素把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8]（P67）从对文化所涵盖的精神和物质层面来看，德国学者普芬多夫则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9]（P37）狭义的“文化”，即指科学文化知识，是对文化非学科化的基本理解。村落的初元文化，即意指最狭义上的、科学文化知识层面的文化。

（一）村落初元的文化底蕴积淀传统村落的文化优势

传统村落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厚积载体，独具中华民族的历史特色与文化精髓，凝聚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的迹象。村落的初元文化对传统村落的生成与发展以及村落特质的奠定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这里所讲的村落的初元文化，更多的是根源于我国源远流长的发展史，以此为根基厚积而成的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传统村落之广西贺州富川县朝东镇秀水村，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秀水村的始祖名毛衷，为唐开元年间进士，为广西贺州刺史。秀水村世代注重读书，读书之风盛行。据考证，自唐科举开考，秀水村共有进士26名、宋代状元1名，秀水村也因此被称为名副其实的“状元村”。历史上，秀水村还兴建书院，先后创建了鳌山石窟寺书院、山上书院、对寨山书院、江东书院等四座书院，文脉之风绵延千年之久。江西省浮梁县勒功乡的沧溪村自宋代初期建村以来名贤辈出，“三举五贡四十八秀”曾在浮梁县独占鳌头。沧溪朱氏十三世祖朱宏（1130—1210年），著有《礼编》《四书图考》《六经礼仪》《有信论异》《惠绥集》等多部著作。沧溪朱氏后人摘取历代先祖治家名言汇编而成《朱氏家训》。再如江西吉安市钓源村，是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后裔聚居的古村落。钓源村历来兴文重教，开基祖欧阳弘为唐博士，先后出了9个进士，有“父子登科，兄弟连科”佳话。

传统村落之文化很好地诠释了包括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在内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我国古典文献最早对文化的阐述中可见，战国末期的《易·贲卦》的《象传》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以后，刘向在《说苑·指武》中把文化作为专用名词使用，如“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再如束皙在《补亡诗》中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因此，纵观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之意涵，与武力征服相对，体现了文治教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相对称，与无教化的“质朴”和“野蛮”形成反照。[10]（P4）传统村落之于普通村落，最大的特质就在于文化之久远与深远，因此，初元的村落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成基础。

（二）村落经济发展与村落文化的良性互动

文化所展示的是各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的底蕴以及特质总和，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文化中心主义忽视了文化的地缘多样性和文化因素的独特性①。但丰厚的文化基础和底蕴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加速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相对厚重的文化也会形成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的良性循环，最终表现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综合提升上。

据云南省最早的史籍《蛮书》记载，云南大理的诺邓村自唐代南诏时期开始，即为“九州之贡盐为首”。至元代，诺邓已成为以盐业为中心的一方商贸中心。盐业经济的发展带动诺邓文风蔚然、人才辈出。明初，诺邓设立了提举衙门。乾隆年间，诺邓玉皇阁、孔庙等相继建成，村内俨然“书声响逸、鼓乐喧哗”。明、清年间，村中连续出了5名举人、2名进士、50多名贡生。[11]（P57）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理坑村，建村于北宋末年。据《沱川余氏宗谱》载：村人好读成风，崇尚“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被文人学者赞为“理学渊源”。理坑村自古人才辈出，先后出过七品以上官宦36人，进士16人，文人学士92人，著作达333部582卷之多，其中5部78卷被列入《四库全书》。理坑在明末至清朝中叶最为鼎盛，出了尚书、大理寺正卿、司马、知府等高官及一批巨富。这些巨富豪商，兴建了大量的官第、商宅、民居、祠堂等建筑，理坑村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明清官邸、民宅最集中的典型古建村落”。

在传统村落的建村发展中，“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12]（P237）初元村落在与地理、自然资源的融合发展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进而促成文化资本的不断产生和积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超越单纯经济学视野，从个体的实践行动、场域关系等界定文化资本，认为文化资本的具体形态“是转化成为个人的组成部分的外部财富，转换成习性的外部财富，它（不像钱、财产权甚至贵族头衔）无法通过礼物或馈赠，购买或交换来即时性地传递”。[13]（P195）在布迪厄看来，这种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即时通过社会个体在实践中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习得、进而储存于个体身体之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以及综合文化素养。显然，在布迪厄这里，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的形成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离不开社会的作用。”[14]（P219）因此，作为初元传统村落的主体——村落的先民们在既有经济基础的社会情境中，便以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为依托，进行村落空间的文化生产。在文化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开始进行生产与构建。初元村落中人类先民以文化资本为纽带而形成社会整合形态，在相对封闭的农耕社会的空间里，就形成了初元村落内部相类似的文化模式，但是在众多相对封闭的村落空间里，又形成了各具特质的村落文化模式。

四、屯田聚落：特定历史空间的传统村落

我国历代政府采用招募兵士、无地农民、谪戍罪徒等到边境或宽乡（即人少地多的乡）进行屯垦戍边、开荒植地，既进行军队供需补给，又让农民发展生产，安居乐业。历史上的屯田聚落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军屯聚落、民屯聚落和商屯聚落。自汉代以来，我国历史上较大的屯田有千次以上，其中军屯667次，民屯337次，商屯150次。但是从村落的形成来看，军屯和民屯对特定空间村落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军屯聚落：戍边行为中的初元村落

军屯制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汉文帝时期的西域屯田，东汉时期曾把屯田立为国策，在今辽宁、内蒙古、冀、晋、陕三省东北和青海河西走廊以及新疆等地建立屯垦区。[15]（P101）此后有三国时期曹操在许下屯田，两晋、南北朝、隋、唐等都沿边界兴屯。元朝时屯垦兴盛，军屯遍于全国。至明朝时期，军屯被作为强兵富国的一项重要措施，确立了戍兵屯田制，卫所遍设于全国，至此形成了较前代完备的军屯制度。明朝时期的军屯，“东自辽东，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在兴屯矣”，[16]（P19-21）其中以西南边疆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防御和固边为主要形式。以明朝对西南的军屯为例。“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朱元璋谕傅友德‘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南、河南四部司兵守之控制要害’。”[17]（P82-85）洪武十九年（1381年）九月，西平侯沐英上奏朱元璋“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开耕，以备储备”。朱元璋闻奏之后敕谕户部，“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此后朝廷不断调兵入滇开展军屯。[17]（P82-85）

以戍边、防控加强明王朝统治为主要目的的军屯也形成了特定的村落聚居形态，其中以贵州安顺地区的“屯堡人”最具有代表性。民国年间的《平坝县志》曰：“名曰屯堡者，屯军驻地之地名也。”[18]（P78）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吉昌村是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调北征南入黔屯军最早建立的屯堡村落之一，现居住着田、冯、汪、许、罗、胡、邹、石等来自江南徽州一带的十八个屯堡后裔姓氏。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唐乾符年间，即在此驻兵戍守。明代洪武二十年兴筑福全所城。置守御千户所，屯兵戍守，辖旱寨一处，屯田二所，烽燧十处。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期纳镇清水村是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朝廷在清水设的驿站，多数来自湖南长沙府湘乡县和江西吉安府安福县的将士在此遵行“七分屯田三分守卫”的边屯政策。经由移民而产生的村落在我国的村落生成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由军事移民而形成的村落在称谓上多带有“营”字，取自军营、驻扎防控的意思。此外，由军屯聚落而形成的村落多由几个大姓组成。由此，在明朝大规模的军事移民中，中国村落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重建。

（二）民屯聚落：“宽乡”的初元村落形式

我国的民屯制也可以追溯到汉代。民屯即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经济和政治形势等多重原因，封建统治者有目的地组织民间劳动力，以开垦耕种为主要目的进行的迁徙。同军屯一样，明朝依旧是我国历史上民屯规模较大的历史时期。

《明史》曰：“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19]（P1884）移民就宽乡，是指由人口相对稠密、土地资源较稀缺、经济发展较先进的地区迁移到地广人稀、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宽乡”。明初时期的“移民就宽乡”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从南方移到北方，二是从北方移到黄河南北，三是从少数民族地区移入内地。“召募”的对象有“狭乡无田之民”，也有“流移未入籍之民”，即流民。“召募”的规模较小，次数也不多，分布范围也不广。[20]（P60-61）明洪武三年至永乐十五年的移民总计18次，涉及18个省，500个县。明朝大规模的民屯在对封建政权的巩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以外，还对我国初元村落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民屯在迁入地一般集中居住在某一地区，由此也在明朝时期相应地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数目众多的民屯村落。如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爨底下村，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爨底下村人全姓韩。相传是明代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再如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苇子水村，最早记载为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该村宗祖高氏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到此，历经600余年繁衍，百户同宗，家族谱系清晰明确。石家庄市井陉县天长镇梁家村也属民屯村落。据井陉县志记载，梁家村建于元末明初，始祖梁士忠从山西平安娘子关迁徙到此。山东省章丘市官庄乡朱家峪村，明洪武初年，朱氏家族自河北枣强迁到该村，距今有600多年历史。由民屯而形成的传统村落，在历代的发展变迁中，较明显地留存原迁出地的风俗文化与习惯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文化融合发展已经是这类民屯村落的明显特质。此外，在边疆地区，民屯聚落和军屯聚落由于时间上的承接关系，有的已经融为一体，即所谓的军屯与民屯并举。

五、宗族聚落：血缘关系连接的初元村落

我国历经了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家族、宗族观念一直在人们心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社会学家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讲道：“家族为社生活之摇篮。人类种族之绵延发达，皆由家族之根干而来；个人之经营社会生活，皆由此家族共同体之媒介而起。”[21]（P35）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但是在结构上扩大的路线却有限制。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22]（P39）因此，在家庭基础上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宗族又是家庭的联合体。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功能论的观点：“文化现象不是由随机发明或简单借用的后果，而要取决于基本需求和满足需求的诸多可能性。”[23]（P26）中国乡土社会按照父系而形式的宗族制是为了满足社会团结与社会秩序以维护稳定的社会继替这一原则。

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岩头镇芙蓉村，[23]（P26）宋太平兴国年间，始祖陈拱从瑞安长桥迁来定居，并逐步形成血缘村落，芙蓉村至今仍为单一陈姓村落。绍兴市嵊州市金庭镇华堂村，该村系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第二十六世孙王弘基始率族人聚居此地。历经八百多年的繁衍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王氏家族文化。石家庄市井陉县于家乡于家村，始创于明朝成化年间，村民95%以上都姓于。相传，明代著名爱国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长孙于有道，躲避政治迫害，辗转躲藏到太行山中，世代繁衍而成。

以血缘和同宗性的宗族形式发展形成的村落，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其一，多数的村落具有可以查询的宗族谱系或者同姓的祠堂等。这在我国南方的传统村落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如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岩头镇芙蓉村的陈氏大祠堂等，云南红河州郑营村的郑氏祠堂等。此外，以宗族形式形成的村落在名称上多以姓氏进行称呼，体现了对祖先的纪念。特征最为鲜明的一点是，以宗族聚落形成的村落更为重视教育，对教育的重视加之经济的较为发达，此类传统村落在历史上也是科举等人才辈出之处，由此代代相传，形成了重视诗书礼仪、人文风气浓郁的村落。私塾、书院等是此类村落教育传承的场所，也即布迪厄所谓之的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即物化或对象化为文化财产的文化资本”。[24]（P81）在这类文化空间的场域中，又不断地孕育出具有此种文化素养与习惯的一代代先民。“村落成员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态，从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现，到隐性化深层次的内在文化结构与内涵，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着‘社会人’由单一个体到家庭家族，进而到氏族，最后归属于民族范畴，再直接引申到‘国家’概念的文化层面的全部涵义。”[25]

传统村落积聚了厚重的中华文明，传统村落不断生成与发展变迁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不断厚积与传承的过程。德国的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说：“文明的进程是人的行为与感觉在某一方向的改变。无论‘文明’还是‘合理化’，这样的一种‘理性’行为和策划历经几个世纪一直是渐进的‘理性化’的基础。”[26]（P443）我国传统村落的生成历史，也正是如此沿着渐进的理性进程行进。

注释：

注：文化中心主义也被称为种族中心主义，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一种倾向，常易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以此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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